在国安法之下言說歷史

坐困愁城，無法一如既往四處遊歷放空，有時會想，天大地大古往今來，會有一些事一些人，能讓鬱積的心稍為舒坦。但韓麗珠說：「歷史不會完全翻版重現，它讓人明白的，應該是以前車為鑑加以創造，而不是被經驗所局限」。現在的我似乎什麼也做不到，就在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立之際，來言說一段歷史吧(希望不會太沉悶及沉重)。

國家安全委員會(KGB)，1954-1991年間，為共產政權蘇聯的情報機構。此一秘密組織，估計有9萬名員工，如連同部隊警衛等，便多達40萬。(古今中外的國安人員編制是否都不受法律規定限制？)

冷戰時期，KGB職能極大，甚至凌駕於黨、政府和法律(憲法基本法？)之上，涉及國內所有領域，也同時負責監管國家意識形態安全，剷除國內反對者及持不同政見者，在國際上是紅色恐怖的代名詞。

不同時代的監控配備不同，但目的一樣

自由vs回歸

在2018年，曾在波羅的海三國之一立陶宛，駐足前KGB分部，其時改建的博物館「大屠殺受害者」剛易名「佔領與自由之戰」，這大樓位於立國首都維爾紐斯舊城區不遠處。我在這個用作審問及監禁「犯人」的地方，匆匆走了一圈，稍稍認識這個曾經自由自主的地方，人民如何被共產政權蹂躪迫害的歲月。

自1940年起重新被蘇聯佔領後(回歸蘇維埃人民共和國)。佔領者以立陶宛違反互助條約為由，但凡顯示不忠誠的－－被捕、殺害或驅逐出境，流放至西伯利亞(新彊？)。為了更好地管理(迫害)人民，擴大整個監獄和拘留中心的體系，於是建立專門機構，NKVD便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前身了。由NKVD過渡至KGB其實已削減7萬多名人員，可見這個包辦監控及懲處組織的龐大。

沒有制服的秘密警察，更讓人活於恐懼

位處地窖的牢房環境惡劣，據曾被囚禁者的回憶，為懲戒犯小過者，只給予少量麵包食水、限制睡眠、脫盡囚徒內衣褲，長困一室而不得放風，讓你在飢寒交迫中崩潰就犯為止。更甚者被囚禁在隔離室，要你站立在冰水上(或已結冰，寒冷程度可想而知)，稍失平衡便會掉入水中。(當然這種刑罰已比那個令人窒息的水刑為好)

佔領與自由之戰博物館旁紀念石上的十字架

石下刻上受害者名字生卒年份，與巿內一些建築物的基石做法相同，警示後人不忘過去。

流亡地下教會

及至上世紀60至80年代，當地武裝反抗已被瓦解，KGB監獄內囚禁的正是異見者或爭取人權的義士。在「共和國」佔領期間，有大約兩成的神職人員被逮捕、驅逐出境或被殺，他們有些被指控參與反抗鬥爭或支持抗爭者，為他們提供「宗教服務」，但大多數是被指控進行「反共」宣傳，餘下約三成沒有被人身迫害的牧者就被長期監視，行動受到限制。

即使如此，不少神父並沒有畏縮放棄，他們離開立陶宛，遠赴西伯利亞及中亞等地，繼續投身捍衞教會及信眾的權利，服事被放逐的立陶宛人，出版分發地下刊物，暗地承傳福音。(估計在這種惡劣環境下必有為數不少的宗教從業員選擇噤聲，無奈向現政權靠攏求存吧。放諸今天，連最龐大的宗教組織以至主權國家亦因著種種私欲考量，而有著相同的抉擇，不免唏噓。)

以上並非精密歷史考究，只是翻看遊歷後保留的leaflet, 略查及粗譯博物館網頁的資料，輔以自身殘存的記憶隨想。雖云史料必經篩選有欠全面，這些館子大抵都尊重真相，俾能驚惕我們不好重蹈人類的殘酷與錯誤。去年嘗參觀寧波天一藏書閣，後來友人告之新中国擅長對破壞文化的掩飾歪曲，莫要太天真！大概內地官辦紀念館只供參考，不能盡信(此句現在應可援引適用於兩制名存實亡下的香港，我們都親身見證監警會協助政權虛構721事件真相的「補完計劃」，看來載入史冊亦不遠矣)。

認定不再遇上

十二月重讀《挪威的森林》，或許譯者不同，年月亦堆積多了一點經歷，感受自會添上幾分。直子和玲子在療養院幹活，下意識假借了荔枝角醫院為原型。據說村上春樹以京都城北近郊的殘疾院舍為藍本，近月看過那齣改篇電影，便知長居彈丸城巿的我，想像力是如何稀缺。大概某次在已由精神病院闢作名為「翠雅山房」的旅館，駐足欣賞三數文青彈唱的畫面，幻化成玲子為渡邊撥著和弦演繹The Beatles, Bob Dylan等人作品的鏡像。自從蝴蝶山腳架設了往返營舍的升降機，以迎接傷健共融的時勢，上世紀六十年代虛想的靜好便破滅了。

我城土地問題，
精神療養院只有「息」而無「作」。

聽說東京的神保町與四谷駅之間足有兩小時腳程，走在那誰的背影迤邐而行，是作家自身的獨有回憶，無法共享。讀者如特意重蹈這一段路，妄圖摻入也無法體味吧。偏自己也曾做著相同的糗事：四年前曾在小樽巿《情書》拍攝的幾個景點，駐足想像，只落得幾句矯情的文案，貽笑大方。

旭川見本林，雪季白日枝葉疏落，
無法勾起三浦綾子《冰點》裡的陰森。

大概旅程最引人入勝之處，還是不期而遇的種種。那趟重遊北海道，除了航機上速讀那本岩井俊二的電影改篇小書，亦在宿泊處看罷北國取景的《非誠勿擾》。在份屬場景的斜里教堂、手宮公園陸上競技場，先後邂逅一位教會執事嬤嬤、一位田徑指導兼英語老師。時間短促語言阻滯似乎關係不大，陌路人就是認定不會再遇上，造就了不用過慮及計算的坦誠交流，這些對話的純粹在日常工作生活往往是難以實現。

手宮公園田徑場上
讓我想到熱血球員背後的淺倉南及大頭妹

斜里教堂裡沒有懺悔者，卻遇上溫婉的尋道人。

走過作家編劇筆下的路，得著是外添的。觀者們曾在文本影像中尋得共鳴，是一種緣分，若再執意妄求，徒添蛇足。人大抵是反求諸內，才會照見自己心中留戀的美好：一條舊街、一間老舖、或一所你肆業後就不曾回去的母校。踏足了，讓人勾起；不踏足，仍會沉澱深處，直至某天浮面，假如有的話。

此際平板電腦正循環播放Gabriella Quevedo彈奏的Here Comes the Sun。年輕多愁的徹，嘆喟歌者作者，總有將閱歷中的憂傷，轉化為撫慰心靈的才華，陪伴著聽者、後繼者、讀者延緩地走下去。

悼君比(馮忻忻老師)：生活與創作的動力原是愛

那夜看到君比過身的消息，就在疫情方興正艾，人心惶惑的日子倏忽掠過，像輕於絲線著地之感，泛起無聲潤物的纖意。

從事推動閱讀的生涯當中，曾與她有過數面之緣，僅此已矣，沒有更深的交流請益。最後一次邀請她出席創作分享會，她說對我的印象還停留在舊校的時光：那次是個圍圈的讀者茶聚(感覺較適合溫文的她)，散席後伴她穿過邨落至返回巿區的巴士亭，她說起膾灸少年的《叛逆歲月》會在第十五集擱筆(最後延至廿五集告終，與很想《武道狂之詩》盡快斷尾的喬靖夫一樣，人在我城寫作江河往往身不由己)。她大概就是有種觀人入微的用心，透過不斷接觸成長中的孩子，轉化為創作，成了陪伴少年心中的有愛樹洞。

又有次許是雨傘運動開始後不久，她曾問及師生罷課的情況，並坦言總想每件事都用個人角度去看去寫。當時她給我的感覺是，為何在大事大非之前，仍只關心創作。今天的時代為我們各人烙下創傷，敘事的安撫與治療何其重要，我才恍然明白到，原來一直錯過了君比的專注背後，是緊張學生，及同情受影響的弱勢社群和普羅大眾－－一種憫人的應世襟懷。

大約兩年前她告訴讀者患病了，我在想學生讀者會寫信慰問麼？慚愧的我只看過她兩三本，如早期的《惶惑》：開始以韓國女孩角色(Quenby)為筆名的短篇集。家人曾說《當Miss愛上阿sir》書名唐突，她大概就是位不純以虛偽正面的包裝，跨越校園迂腐禁忌的筆耕者，有點像小思行文處世的作風。

十年前看過她那本自述《青春的足印》，這幾句是她步步走來的註腳：「人生中，沒有甚麼事情是白費的。每個生命中的過客，都有其出現的目的。少了一個，都不會成就今天的你。因此，真要好好珍惜身邊人，善待每個你遇上的人。」君比的故事，踏上高中的同學多不再看，曾收過畢業生捐出所有她的小說。我相信，君比進入青少年心坎譜寫的故事，其實早已悄然根植，成就了我們現在與未來的一代。

入夜的家門前，葵樹正沙沙作響，微風不覺寒涼，聲音遠去後，不著痕跡，然而她確曾留下。

我們一直希望孩子們可以在自由中成長

不記得是小學幾年班，那時六四還未發生，某晚和父親齊看英文台某齣大電影，敘述一群人掘隧道穿越柏林圍牆的故事。依稀記得的情節是，陸續有人因地道塌方被活埋，或逃出天日時被槍殺等，他們的義無反顧，對年少的我莫道是種震撼。

這幾天翻看《明周》圍牆倒下三十年的專題，訪談真正東德人走過的路：當年或只因想往巴黎旅遊、或揀想讀的學科、或表演喜愛的藝術……背後純粹反映對自由抉擇的嚮往，是一種在乎精神上的追求，這與刻下我城的抗爭者何其相似。當然蘇共無暇兼顧其他「手足」的經濟，直使東歐諸國的最後葦草一一瓦解。

有時會想，一個人的價值看法，除了受一向接觸的媒體影響，更多的是由自身成長、生活歷練體會所形塑而成，可謂牢不可破。那一夜，與爸爸同為那影畫的驚心動魄而同吸同呼，唯隨後一路走來，殊途卻非同歸，這是不少兩代家人的常態，除了無奈更是無奈。然而我的做法想法，與不同經歷的舊生或學生，又何嘗不是同中有異呢！

當年與老父同看的會是Berlin Tunnel 21？

Pandora Phone

「估唔到當時嘅資訊唔發達，反而可以將正確嘅資訊傳去正確嘅人度。」30年前波羅的海三國的人民，藉工作人員及收音機的播報完成了六百多公里人鏈的壯舉，數天前的「香港之路」亦成功了，自發義工結合Telegram等即時通訊軟體功不可沒。

但載舟之水亦能覆舟，社交媒體資訊氾濫，Fact check阻隔不了一些存心作假的流傳；同時間本地主流媒體與官方緊密無間地斷章剪輯；另外，並沒有身處現場的國內或外地人士，更只能接觸到片面或似是而非的資訊。

三者同樣突顯了科技的應用，在人性普遍偏好利己立場下的化學作用，反而會令社會呈現某種倒退，有些真相無法完全釐清。同溫層接觸啱口味的資訊而戒心鬆懈，反覆持續的誤導亦僵化了人的既定想法，拒絕接收其他可能性，可以說無助人與人之間的溝通連繫，緩弭對立以至復和。

大概有人會認為邪惡的潘朵拉盒子/瓶子，所裝載的其實是一部智能手機。

(由陳樂遙分享3分鐘波羅的海小故事)

憶念Baltic之一：獨立自主，由鍥而不捨開始

近日得悉香港有人發起在2019年8月23日手牽手和平示威，仿效30年前波羅的海三國爭取脫離蘇聯共產統治的運動The Baltic Way。不得不讚嘆發動者的心思意念，亦令我勾起去年仲夏遊走這三國的點滴印象。

Signataru Namai(簽署之屋)
難以想像在中聯辦外自由拉奏《海闊天空》吧。

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，是200萬人鏈的起點，置身凹凸不平的Pilies Street，維爾紐斯大學對面那所毫不顯眼的樓房，原來是簽訂獨立契約之處－－Signataru Namai。內裡展示介紹國父Jonas Basanavicius醫生的照片文獻，讓我想起相若年代地球另一端同樣為革命奔走的孫中山醫生，又想起近月在抗爭前線背後奔走的義務醫護人員。琉璃箱展示的信物諸如立陶宛印發的護照，彷彿讓國民及參觀者，將時間一刻凝定在那段瘋狂追夢的年月。突然大媽從後呼喝，才醒覺不容拍照。

立陶宛國父Jonas Basanavicius肖像

隨後良久停駐在另一房間的一張教師大合照前。幸運如我，社會賦予我們的職分與使命，我們有否愧對背負的時代，只為自己或自身家庭，沒付出丁點去回饋未來的我城？

教師在壓制下仍堅持以
立陶宛語言編訂教材。

博物館內的教師合影－－跨越過去未來的燃燈者

返回在入口處，一位職員熱心向我解說貼滿牆上當年的各式海報，當中也涵蓋一些文娛活動，科技進步下它們自必無法媲美近月我城沒有大台下的亮麗文宣。向那位Zarka先生(日記散迭姓氏或有誤)討教，他知我來自香港，自不然會談起兩地政治背景下的同與不同，我又問及該國十幾年前加入歐盟，一小部分人民流走對社會經濟的影響。他說年青人尋求更大發展空間機會很正常(像贊成留歐的英國青年想法)，樂觀的他感受到人民對國家的熱愛，業有所成後自會重投家園協助發展。

各式文宣牆紙，驟眼看又是一道連儂風景

百多年前的藝術展海報

當日在簽署小屋摘下兩張名信片，一張寄了給欣賞的舊學生，餘下那張留為紀念。今日重看，水洩不通的人群，與維園沒有兩樣，再看看背後的出處，原來是The Baltic Way運動早一年，即1988年8月23日維爾紐斯的那次示威集會，為的是抗議49年前蘇聯共產與納粹德國兩個大國的枱底密約，導致這三國被她們吞併及輪替統治，當時聯合國及其他大國選擇了噤聲。香港彈丸之區，中英兩個在敲定前途的過程中，港人完全沒有話語權，惶論參與話事權，所謂契約聯合聲明全程由兩國商討決定，兩者過程是何其相似，唯一不同是中共極權的力量看來較當年的蘇共更強，無論經濟軍事與政治外交上，不認命選擇攖其鋒的香港人，似乎要做好心理準備作更漫長、更弱勢、前路更渺茫的抗爭。

簽署獨立的20位議員，當時大概不會知道，
要到70年後才能重獲真正的自主。

Lennonova zeď and Kryžių kalnas(連儂牆與十架山)

捷克首都布拉格的連儂牆

六四前一年，捷克首都布拉格，群眾在一幅牆上寫上反抗標語，表達對共產政權的不滿，牆上早已有John Lennon的肖像及歌詞，及後發展成警察與學生的衝突，儘管當局曾專門找人重新還原，但每次重繪後的一天，牆身又再被鮮花圖案和詩歌填滿。連儂牆成為青年表達理想、自由、愛與和平的象徵。

十架山上十架亂放，有種庶民自發的粗獷美，與連儂牆如出一轍

想起曾到過東歐小國立陶宛的一座山頭，佈滿上以萬計的十字架，同是一種面對極權壓迫的抗議，十架源於十九世紀時民眾悼念兩次反俄起義的犧牲者，後來該國再被蘇共統治，人民不畏推土機及灌水淹沒的威嚇，十架被強拆後又重新豎起，藉著信仰的堅持表示忠於自己的身份，成了和平抵抗的象徵。這個命途多舛的國家，遭受強鄰納粹德國及蘇俄共產的輪替管治，歷經二百年的不屈抗爭才重享自由空氣。

一年前雨中徒步前往這個屬於盼望、和平、愛與犧牲的地方，遇上一位英籍旅人，每年總會朝聖般待上半天，對香港薄有關心的他說：法治大概是我城僅餘最重要的東西吧。此刻回想，不無悲愴。

雨中偶遇的壯漢，每年皆到此丘沉澱心靈，但也要來一罐啤酒。

先賢及各地人民走過血與淚交織的道路，告訴我們：時間與堅持，是一切改變的經緯，數以十年、上百年、甚至更長時間，才有可能窺見曙光。這是個令人氣餒的現實，又像是自我安慰的說辭。

想到一直以來是否只是各自各攀上小丘，插起一兩支十字架、或貼上幾片memo紙，便感覺良好地離去。我還願意辛苦一點多走一步，持續地向更多後來者傳承、傳揚嗎？在恰似很漫長的個多月以來，深深明白到不忘互勉扶持，長路上方能有力繼續走下去。

香港連儂牆的守護者，貫徹和平抗爭的精神，圖為九龍灣連儂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