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国安法之下言說歷史

坐困愁城，無法一如既往四處遊歷放空，有時會想，天大地大古往今來，會有一些事一些人，能讓鬱積的心稍為舒坦。但韓麗珠說：「歷史不會完全翻版重現，它讓人明白的，應該是以前車為鑑加以創造，而不是被經驗所局限」。現在的我似乎什麼也做不到，就在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立之際，來言說一段歷史吧(希望不會太沉悶及沉重)。

國家安全委員會(KGB)，1954-1991年間，為共產政權蘇聯的情報機構。此一秘密組織，估計有9萬名員工，如連同部隊警衛等，便多達40萬。(古今中外的國安人員編制是否都不受法律規定限制？)

冷戰時期，KGB職能極大，甚至凌駕於黨、政府和法律(憲法基本法？)之上，涉及國內所有領域，也同時負責監管國家意識形態安全，剷除國內反對者及持不同政見者，在國際上是紅色恐怖的代名詞。

不同時代的監控配備不同，但目的一樣

自由vs回歸

在2018年，曾在波羅的海三國之一立陶宛，駐足前KGB分部，其時改建的博物館「大屠殺受害者」剛易名「佔領與自由之戰」，這大樓位於立國首都維爾紐斯舊城區不遠處。我在這個用作審問及監禁「犯人」的地方，匆匆走了一圈，稍稍認識這個曾經自由自主的地方，人民如何被共產政權蹂躪迫害的歲月。

自1940年起重新被蘇聯佔領後(回歸蘇維埃人民共和國)。佔領者以立陶宛違反互助條約為由，但凡顯示不忠誠的－－被捕、殺害或驅逐出境，流放至西伯利亞(新彊？)。為了更好地管理(迫害)人民，擴大整個監獄和拘留中心的體系，於是建立專門機構，NKVD便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前身了。由NKVD過渡至KGB其實已削減7萬多名人員，可見這個包辦監控及懲處組織的龐大。

沒有制服的秘密警察，更讓人活於恐懼

位處地窖的牢房環境惡劣，據曾被囚禁者的回憶，為懲戒犯小過者，只給予少量麵包食水、限制睡眠、脫盡囚徒內衣褲，長困一室而不得放風，讓你在飢寒交迫中崩潰就犯為止。更甚者被囚禁在隔離室，要你站立在冰水上(或已結冰，寒冷程度可想而知)，稍失平衡便會掉入水中。(當然這種刑罰已比那個令人窒息的水刑為好)

佔領與自由之戰博物館旁紀念石上的十字架

石下刻上受害者名字生卒年份，與巿內一些建築物的基石做法相同，警示後人不忘過去。

流亡地下教會

及至上世紀60至80年代，當地武裝反抗已被瓦解，KGB監獄內囚禁的正是異見者或爭取人權的義士。在「共和國」佔領期間，有大約兩成的神職人員被逮捕、驅逐出境或被殺，他們有些被指控參與反抗鬥爭或支持抗爭者，為他們提供「宗教服務」，但大多數是被指控進行「反共」宣傳，餘下約三成沒有被人身迫害的牧者就被長期監視，行動受到限制。

即使如此，不少神父並沒有畏縮放棄，他們離開立陶宛，遠赴西伯利亞及中亞等地，繼續投身捍衞教會及信眾的權利，服事被放逐的立陶宛人，出版分發地下刊物，暗地承傳福音。(估計在這種惡劣環境下必有為數不少的宗教從業員選擇噤聲，無奈向現政權靠攏求存吧。放諸今天，連最龐大的宗教組織以至主權國家亦因著種種私欲考量，而有著相同的抉擇，不免唏噓。)

以上並非精密歷史考究，只是翻看遊歷後保留的leaflet, 略查及粗譯博物館網頁的資料，輔以自身殘存的記憶隨想。雖云史料必經篩選有欠全面，這些館子大抵都尊重真相，俾能驚惕我們不好重蹈人類的殘酷與錯誤。去年嘗參觀寧波天一藏書閣，後來友人告之新中国擅長對破壞文化的掩飾歪曲，莫要太天真！大概內地官辦紀念館只供參考，不能盡信(此句現在應可援引適用於兩制名存實亡下的香港，我們都親身見證監警會協助政權虛構721事件真相的「補完計劃」，看來載入史冊亦不遠矣)。

憶念Baltic之一：獨立自主，由鍥而不捨開始

近日得悉香港有人發起在2019年8月23日手牽手和平示威，仿效30年前波羅的海三國爭取脫離蘇聯共產統治的運動The Baltic Way。不得不讚嘆發動者的心思意念，亦令我勾起去年仲夏遊走這三國的點滴印象。

Signataru Namai(簽署之屋)
難以想像在中聯辦外自由拉奏《海闊天空》吧。

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，是200萬人鏈的起點，置身凹凸不平的Pilies Street，維爾紐斯大學對面那所毫不顯眼的樓房，原來是簽訂獨立契約之處－－Signataru Namai。內裡展示介紹國父Jonas Basanavicius醫生的照片文獻，讓我想起相若年代地球另一端同樣為革命奔走的孫中山醫生，又想起近月在抗爭前線背後奔走的義務醫護人員。琉璃箱展示的信物諸如立陶宛印發的護照，彷彿讓國民及參觀者，將時間一刻凝定在那段瘋狂追夢的年月。突然大媽從後呼喝，才醒覺不容拍照。

立陶宛國父Jonas Basanavicius肖像

隨後良久停駐在另一房間的一張教師大合照前。幸運如我，社會賦予我們的職分與使命，我們有否愧對背負的時代，只為自己或自身家庭，沒付出丁點去回饋未來的我城？

教師在壓制下仍堅持以
立陶宛語言編訂教材。

博物館內的教師合影－－跨越過去未來的燃燈者

返回在入口處，一位職員熱心向我解說貼滿牆上當年的各式海報，當中也涵蓋一些文娛活動，科技進步下它們自必無法媲美近月我城沒有大台下的亮麗文宣。向那位Zarka先生(日記散迭姓氏或有誤)討教，他知我來自香港，自不然會談起兩地政治背景下的同與不同，我又問及該國十幾年前加入歐盟，一小部分人民流走對社會經濟的影響。他說年青人尋求更大發展空間機會很正常(像贊成留歐的英國青年想法)，樂觀的他感受到人民對國家的熱愛，業有所成後自會重投家園協助發展。

各式文宣牆紙，驟眼看又是一道連儂風景

百多年前的藝術展海報

當日在簽署小屋摘下兩張名信片，一張寄了給欣賞的舊學生，餘下那張留為紀念。今日重看，水洩不通的人群，與維園沒有兩樣，再看看背後的出處，原來是The Baltic Way運動早一年，即1988年8月23日維爾紐斯的那次示威集會，為的是抗議49年前蘇聯共產與納粹德國兩個大國的枱底密約，導致這三國被她們吞併及輪替統治，當時聯合國及其他大國選擇了噤聲。香港彈丸之區，中英兩個在敲定前途的過程中，港人完全沒有話語權，惶論參與話事權，所謂契約聯合聲明全程由兩國商討決定，兩者過程是何其相似，唯一不同是中共極權的力量看來較當年的蘇共更強，無論經濟軍事與政治外交上，不認命選擇攖其鋒的香港人，似乎要做好心理準備作更漫長、更弱勢、前路更渺茫的抗爭。

簽署獨立的20位議員，當時大概不會知道，
要到70年後才能重獲真正的自主。

維爾紐斯的活力

「在旅程間走走逛逛，獨行的人不禁變得敏感起來。尤其當行走在歐洲國家。茂密茁壯的大樹為逝者與還在人間的訪客擋去猛烈太陽，留下一點宜人的溫暖。最深刻的，還是在各大大小小公園裡長椅上看見一塊又一塊小路牌，有時候上面鐫刻了一個偉人的名字，卻更多是陌生人的稱呼，路人不經意地坐進它的懷裡去憩息。紀念與緬懷，來得似重若輕。」勞麗麗。

紀念Herman Perelstein的橡樹

擱在廚櫃的舊報上一段文字，勾起了曾在異國的片斷。七月天從聖伯多祿聖保祿教堂徒步回到維爾紐斯舊城區。風雨稍緩，在國家博物館前公園坐下。大橡樹為還在人間的我擋去涼風細雨，椅旁石上刻鑄一圖案，時人於1979年已植樹表揚指揮家Herman Perelstein (1923-1998)，讓我好奇「Google一下」這位 Azuoliukas 青少年合唱團創辦人的皮毛。想起今早趁陰雨未至，拾級而上三十字丘，看見的師尊與小伙子們的互動，留下我對這個城巿一種活力的印象。大概Perelstein當年也是以這種心態情志去教出一位又一位動人歌者與指揮師。(不過我這個中三後被踢出choir 的傢伙又何來資格瞎扯)

格迪米納斯塔

三十字架(Trys kryžiai)

格迪米納斯塔(Gedimino pilies bokštas)，是1989年波羅的海三國，兩百萬人手牽手爭取獨立的起點，正值維修向隅，只好改攀更高的三十字丘遠眺舊城，反讓我多看一點立陶人在地的生活。十字架底下，除了放著備用的燈油，一群小孩子，在石階旁草坡上來回作間歇跑 (interval) 訓練，年青的教練，似乎掌握孩童好勝貪玩的心理，個個樂於提腿使勁上斜而不謂苦，當然此間天氣廿度前後，感覺溫和舒適。小孩的愉悅活力有著讓人親近的引力。

沿相反路段下山，一圓形廣場，近看才知灰色的俱為簡陋木長椅。行走異國，總會有對黃種人好奇者，山頂座上客的呼喚，只好靦腆揮手回應。大概是這裡的自由空氣驅使我下行步進廣場，駐足觀看另一對訓練伙伴，這小孩正在來回攀跑對她來說頗高的梯級，像在做跨步練習，良久詢問指導的女子，孩子是否練習田徑，回話孩子是位乒乓球運動員，正在練習體能。原來練習已有一小時。以為是孩子母親的教練告知，乒球運動此間不算普及，慚愧華人如我，卻只懂「滴滴仔」，老師會是立國乒球名將麼？當然只是心中無限聯想，依希記得不滿十歲的孩子叫Monika(和該國創作歌手Monika Linkytė同名)，想像以其意志，若訓練得法輔以過人天分，將來場上表現卓絕或未可知。

或者這裡少了我城的一種趕忙風氣，凡人會不自覺地受此處的閒適所感染，小可天生的急性子終在外遊時稍得放緩。下午重踏 Pilies Street 石板街心另一間當地連鎖書店咖啡屋，吃餅喝啡寫明片擦手機。隔著櫥窗窺視街上的遊客，間有賣藝者，或不知名堂的僧侶群喧鬧經過。哎呀，又重遇中午在聖伯多祿聖保祿教堂門外邂逅的紅色小伙子們，他們也算是遊客。這一行鄰國波蘭 ELK 少兒足球隊，據稍長的哥兒告知，來訪維爾紐斯是參加一個聯賽，昨天勝出了，明天將進行最後一戰，我恭賀他們，亦祝福明天再下一城。年紀較小的當然不諳英語(其實我也強不了多少)，天真爛漫能減去彼此隔閡。曾短暫實習作兒童足球教練助手的我，因此而記起往日的點滴。我想任何地方的孩童並沒有太多的不同，放手讓其延展好奇好學，得著自會在往後伴隨著他們。

勞麗麗(2018年8月12日)。圖文城巿：坐進你的懷裡。明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