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陣子看了《黑箱日誌》，感謝一位願意分享生活經歷及工作計劃，以及介紹電影、書籍的朋友，很多都正合我的口味。我在看這套的過程中已感覺情節就是真實版的《毒舌大狀》，年前在此港產片熱捧期間，聽朋友說會寫一些感受，不過可能錯過了，就讓我借題發揮吧。黃子華活像從前周星馳電影的形象，如《濟公》、《九品芝麻官》、《少林足球》等，由潦倒失敗，到奮發戰勝邪惡的對手，結局完滿，不是不好，像是複製舊有別人成功的起承轉合模式，正如觀眾所說，它為當前幾年的鬱悶有稍稍抒發的出口。而可否和現實社會整體面對的氛圍有個相近的對口，我是否定的。從前有位叫翁靜晶的女星，後來轉職律師，聽她說對《毒舌》的情節感受很深，雖然感覺她總是愛引人注意，借流行的話題接受訪問，擦存在感。但她所說的那件曾處理的真實案例，情境就更和伊藤詩織所面對的有不少相近之處。
那是一樁1999年發生的疑似兇案，嫌疑人為時任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的胞兄，搜證期間一些重要證據散失了，結果無法找出兇手，案件最後不了了之（雖然之後曾重啟聆訊）。有位算認識的法醫人類學家有興趣了解此案，我曾找了一本有提及女死者牙齒相關資料的書給她(梁家駒的《屍法制度》)。總體而言就像是一位當權者以其影響力去令案件無法追查下去；又或是普通職位的人們，一種由下而上自發，自自然地不敢/不願對高階/掌權人士，以一貫的方式去處理案件，及對履行原有的職責有所避忌(平庸之惡)。當然這些都只是沒有證據的純粹臆測，到底當時有幾多是執法部門的自我退縮，有幾多是來自上層主動施加壓力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睇《毒舌》那期的看法是，一個權貴意欲逃過繩之於法，與我們當時suffer的整個制度的崩壞，根本不可類比；而大快人心的結局，就更像是種麻醉，無助改變現狀。現在回想，自己是否太mean呢？現狀根本無從即時改變，人的情緒安撫在那刻卻起到作用，那一期，社會正需要這種心靈療癒，造就了電影生出的共鳴。我在想，看戲之後的我們如何繼續生活，才更重要。
繞了個大圈才講返《黑箱日誌》，詩織以個人之力面對的掌權者親信，以及有形無形的牢固體制環境，那種真實的無力與沮喪，更令人動容。曾和沖繩生活多年的朋友聊，她訴說日本女子的主流觀念，是必須結婚，相夫教子之類，如有其他想法，所遇到的阻力超大，感覺是一個保守傳統的國度，並且極力去延續，無論是男性至上或其他過時的觀念，是以無論文化、輿論、延伸出來的制度等，很多都無法適應時代的轉變。在這種環境下，詩織及幾位夥伴的每一步都艱難，慶幸是具傳媒工作背景的詩織，在傷痕中仍能收拾心情，堅強地展現理性，嘗試運用第四權的力量，去撼動這個貌似牢不可破的局面。我們慶幸每個個體都有其獨特性，人總有軟弱，或跟著主流走，趨吉避凶的傾向(想起最近讀星野道夫說馴鹿的集體行動，形成群體力量以互保的習性)。正是有些少人，自利的理性與為人設想的感性，一刻鐘在天秤有了不同的擺盪，成就了事情不一樣的走向發展，觀影期間我不下數次淌淚震顫(幸好朋友不在場^^)：為著詩織的追尋勇氣與過程中的失落；也有追查警員真誠且真實的幫與不幫；最感觸自然是bell boy的義無反顧，願意在庭上說出目睹的事實。忠於自己，道明真相，有些時候是需要付出極大勇氣/後果。想到我們是局外人，自然可以很離地認為：舉證不是應當的嗎？但殘酷的現實告知我們：「不能」才是應然的。不禁回想當年決意不做教師，對自己的最大掙扎就是這一節點。
我諗體制的運作就是想每人都像齒輪般按本子推進。但若然有一兩粒不聽話，似乎就可以產生影響。其實社會不易改變，很多時不聽話的幾個齒輪可能只存在於偏遠不足以影響局面的位置，看似沒有作為，我始終認為總有其作用的。三年前曾經在倫敦 Tate Modern 藝術館蹓躂，在其中一層觀看的影片在叩問 “Can art change the world?” 隨後再出現的句式演變為 “Can art change you?” 我想它的意思不是指改變自己迎合社會，反而是在各種藝術的互動感染、創作交流中，形成一種自內而外的轉變更新，這種轉化既是個人，又同時與外在世界互通。社會的改變，往往由個人開始，自身的受著藝術感動，或感動人，其實已是與世界連繫革新的一步，微少變動就在不知不覺間發生。並不是整個社會的革命才算改變，巨變或許並不切合普遍人性追求安穩的本質吧。
扯得太遠了，紀錄片最後出現較好的結局，起碼對詩織個人而言。比較愕然在放映現場有些人報以掌聲，主人家沒有來謝票，這也不是話劇，當然理解到會是她們在生活中面對相近壓抑下，一種直率的抒發。紀錄片這一類別，據說是電影的創始體裁形式，過去的感覺是：比較悶蛋、平舖直敘的視像檔案，最近細想這個片種，無論著跡或隱晦地作出舖排設計，創作人必定有其意圖，融入在製作之中，和其他體裁無異，不同只是以事實為基礎，大體合乎事情的梗概，而非改編或天馬行空。無論之前看過《十方》，導演自己認定金錢（水）是合適的縱貫軸去演譯故事，又或《木送》有刻意拍攝權叔在大樹坐下感受著木花落下的長鏡，營造出幽怨無奈的意境，這些都滲入創作人主觀的意志思想，在敘述上的整理及藝術添加，並不會對作品的本身展示事實的核心構成影響。
又回到《黑箱日誌》，創作人本身有強烈意圖，透過電影及書籍，去揭示個人、以及社會所面對的不公義制度及環境，創作者仍可同時堅定地以事實為基礎，因為這就是紀錄片的價值所在，而當中有關個人感受的「紀錄」也是重要和必須的。影片帶給我的其中一個思考，就是在當事人不知情的情況下錄影錄音的倫理爭議。暫且撇下這個難題，單就事件受害人在不公平的體制環境下，這是她們鮮有能作為抗衡的手法，以獲取證據去讓觀眾/讀者去了解更多事實的真相，縱然取得的途徑或公開的授權與否來看，未必是合宜的。相信當地法庭亦未必會信納部分戲中的錄音或錄影。這又令我想起另一套爭議聲中終止放映的《給十九歲的我》，《黑箱》比《給十九》有更大的公共性，本質或有不同(我不知日本不能公映，是否同樣涉及當事人不願意的因素，還是內容令政府難堪，卻借此為由禁播)。我支持不想播的那一兩位英華舊生，反對改變拍攝初衷的團隊及學校，但同時卻欣賞製作電影的詩織，不純粹為自己，袒露自身經歷去尋求社會變革改進的犧牲。這種想法會是矛盾麼？
朋友問我《家不成家：我生於巴勒斯坦》的感受，我說是震撼，那種感受，其實和《黑箱》有些是相像的：努力所作的徒勞，看不到前路的軟弱與哀戚。《家》全片充斥無休止的暴力強拆，巴勒斯坦住民再嘗試重建，這種不對等的角力持續，巴人的弱勢，仍奮力抗拒，令人痛心，但持續的發生，會令人麻木，在香港的我，對於義人被捕坐牢，法庭歪悖的審判，不想看也不想理甚至意欲離開。這是同一種心態？年青以色列裔導演盡力報道強拆情況，縱有一些Followers閱覽，僅限於關注，想到我們每小時速看時事瑣事無數，又有多少人將看過的某一事件，認真對待，持續關注、廣傳、共同討論、以至發聲、行動。《娛樂至死》一書所說新聞娛樂化、新聞報道出現，以轉折詞將每則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在同一時段，以幾分鐘概括，讓人被動地接收。Postman在書中的預言，到了這世代，資訊已經激化到更爆炸、更碎片化、更為個人化，娛樂與社會事情混合拼湊，《家不成家》的導演，以及後段所見的外國記者，看似將事件說出來有用，人們的三分鐘熱度卻將用處澆息了。
最後想到和我同看《家不成家》一位在外地短暫回來的朋友，他說有位外國朋友到過戰事中的烏克蘭，觀察到一個現象，覺得有趣可成為題材。朋友本身有寫文及拍攝劇情短片。「有趣」二字我聽來有點刺耳，我想他的意思是說那是我們無法設想到的生活狀況吧。戰爭三年，在前綫衝突接壤的地方，居民自然擔驚受怕，終日處於緊張狀態；但處於距離戰線稍遠的城鎮，情況是夾在中間：既無法過一般的生活，不完全可以如常上學、如常上班，但又沒有前沿那種被受壓迫的心理，這種不踏實的感受，不知可以做些什麼的心情，持續在看不見、無法規劃的未來的情況活下去，會對人，尤其在這幾年處於成長黃金時期的年青人，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？用紀錄片去探討會是重要吧，我想巴勒斯坦裡不少人，一直以來也經歷著相類似的處境吧。
